974年深秋季节踏入江西省地质学校，1980年春夏之交告别赣州地质学校，时光荏苒六年有半，在我年届七旬的人生旅途中，虽仅占不足十分之一，但期间所经所历和所获，却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一、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大跃进年代进入幼儿园起，我就一直当干部，而且总是“官衔”最大的那一个，小学六年级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初中考入市重点育才中学，时值“育才教改”名扬全国，我被树为典型从初一跳级到初三。但这一切随着“文革”爆发而一夜逆转，“黑教改典型”和“黑七类子女”两顶帽子如影随形，令年仅十六的我郁闷彷徨却心有不甘。1968年8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前，我就和一批志同道合的老三届同学，自愿报名奔赴井冈山集体插队，渴望在战天斗地中脱胎换骨。下放七年栉风沐雨辛勤耕耘，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1973年初一致推荐我上大学，我也不负众望，全省文化考查名列吉安地区第二，复旦新闻系、交大船舶系都有意录取，然而半路杀出程咬金——“白卷英雄”张铁生，文化考查成绩因所谓“家庭出身”而被一票否决。井冈父老乡亲很不服气，第二年再次推荐我，文化考查我依旧名列前茅。虽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却与填报的大学无缘，而进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地质学校。

　　人贵有自知之明，初进地校时，我抱定少说多做刻苦用功的宗旨。没想到开学伊始，我就被选为班团支部副书记；校首届团代会上，又当选为团委委员，物探专业党支部还将我列为首批发展对象，钟英书记多次找我谈话，并指定两位学生党员作为介绍人，令我如沐春风倍感温暖也分外珍惜，勤奋学习的同时，热心辅导数理化基础较差的同学补习功课争取一个不掉队，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做好班团支部和校团委交给我的工作。1976年秋，学校组织我们赴野外开展生产实习，物探、地质、制图专业数百名师生分散在于都银坑、兴国梅窖、宁都青塘等四个工区，信息闭塞联络不便。在党总支领导下，我和周德仁、罗小明等几位喜好写写画画小有特长的同学办起了《开门办学简报》，白天跑野外参加生产实习或走访工区采访组稿，午间放弃休息写稿改稿，晚上挑灯夜战，编排版面，刻写钢板，油印简报，还因陋就简添加图案，尝试套色彩印，努力将简报办得图文并茂丰富多彩，坚持每周出版一期，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在学校和各工区实习点之间架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很受师生欢迎。

　　经过一年半的锻炼和考验，1976年5月，我终于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须知当时还是“四人帮”当道，极左思潮横行，学校两级党组织顶着政治压力，坚持全面贯彻“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既从严要求，又谨慎细致，政治处还专门为我的政审派员去上海、南京外调，实在难能可贵。

二、经历了两度角色变化

　　1974年我从井冈山下的一名插队知识青年，成为江西省地质学校挂牌后招收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其时地校尚在边筹建边办学，一张白纸百废待举，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苦，我们白天在汽车库改造的教室里聆听老师讲课，在仓库改造的实验室里做实验，晚上二三十人挤住在低矮潮湿的平房里，但对于刚从乡村山沟里走出来的插队知青、农家子弟和地质后代来说，这点困苦算不了什么，争先恐后投入劳动竞赛，都以能为建校添砖加瓦当开荒牛而感到自豪。

　　1976年底，我们结束两年的工农兵学员生涯各奔东西，我和高怀世、林知秋等22名同学留校，多数充实到各专业教研室任教，我则被分到教务办公室，一年后又调到政治处。

　　时值“四人帮”垮台不久，地质教育事业获得新生并迎来大发展，师资匮乏青黄不接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学校领导对我们寄予厚望，委以重任放手压担子，母校老师毫无保留手把手传帮带。我们也初出茅庐不怕虎，迎难而上虚心求教，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角色的转换，成为所在教研组和部门的新生骨干。

　　记得我在政治处分管校广播站，每天清晨、课间、中午和晚上都要定时播音，既有固定转播，也有自办节目，从组稿、审稿、改稿，到确定阶段主题和播出顺序，都由我牵头统筹协调并安排兼任播音员的学生播出，责任重大不容出错。由于我来自学生，了解学生的关切与心声，并以校团委和学生会为平台，搭建了触角广泛的通讯报道网，稿件源源而来，广播站既能紧跟形势，又密切结合学校实际，反映新人新事新风貌，在活跃校园氛围，推动教育改革，弘扬正能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30周年大庆前夕，赣州市政府发文要求红旗大道沿线单位安装布置霓虹灯。今天看来轻而易举的小事一桩，当年寻遍赣州却找不到一家制作厂家，南昌厂家也因时间紧迫婉言谢绝，而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不容还价！我自告奋勇揽下此事，调动所有人脉资源，联系到上海的专业厂家，愿意承接却告知要11月份才能交货，我闻讯连夜回上海找关系通路子，天天坐在厂长办公室说好话套近乎，终于赶在9月20日制作完毕，又马不停蹄疏通铁路局办理托运，亲自押车经韶关转汽车，抢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连夜亮灯，刚刚更换校名的赣州地质学校大楼霓虹灯成为三十周年大庆赣州市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

三、找到了今生的另一半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狂潮中，上海先后有十多万知识青年来到江西插队落户。1974-1977年，地校陆续招收了一批上海知青，几乎每个专业、每个班都有。1975年进校的制图班新生中，“阿拉”占了一大半，其中一位高挑俊秀的上海姑娘进入了我的视线，而常在学校活动中露面和宣传栏文章里落款的我，也同样引起了她的关注。同为班级干部，我们在工作中也偶有接触。不过因为不是同届、同专业，还轮番走出校门开门办学，平时交往的机会十分有限，况且那时大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我留校后身份变了，更要注意影响。因此，我们只是把相互的好感埋在心底。随着1977年她毕业分配去了赣西北地质队，俩人逐渐中断了联系，不过还相互关注着对方。

　　1980年上半年，我被调往江西省地矿局科技处，不久参与组织了一个全局系统的英语培训班。无巧不成书，科技处的陶阿姨和参加培训班的罗工夫妇，都是她同在赣西北队技术科，还是她的业务指导老师。二位得知我俩曾经的缘分，都自告奋勇充当信使，热心撮合之下，我们重又恢复了联系，也常有走动，或者我去九江，或者她来南昌，平时主要还是靠书信，交流最多的课题则是学习和深造。

　　我俩中学都就读于上海名校并且成绩优秀，如果不是“文革”，都有希望上大学。踏上工作岗位后，深感肚里货色太少，萌生充电深造念想。留校不久全国恢复高考，我跃跃欲试，但当年报考必须单位批准和出具介绍信。校领导以工作需要婉言退回了我的申请。作为一名党员，只能无条件服从。第二年我再次递交申请并恳切陈词据理力争，学校终于网开一面。我的高考成绩又在赣州市排名靠前，却再次名落榜，被告知的理由是业已超龄。当时她在赣西北队绘图任务繁重，想要报考又恐难批准，犹豫再三没有开口。

　　脱产去不了，就上不脱产的！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我们闻讯相互鼓励抓紧复习，一起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如愿以偿。9月份电大开学时，我已调往南京，分在江苏省建筑设计院院长办公室。10月初，俩人领取了结婚证书，有情人终成眷属。虽暂时分居两地，但并不影响电大学习。我被分在南京大学教学班，辅导教师多为南大的教授讲师，参考资料也特别多。我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源源不断给她寄去讲义等参考资料。她被分在九江教学班，每星期都要搭乘班车从远郊赶到市里上课，往返奔波不辞辛劳，考试成绩门门优秀。俩人频繁的两地书信往来，不变的主题仍然是交流学习心得，分享考试成绩。第二年她也调到江苏省建筑设计院，电大学籍同时转到南京大学教学班，我俩不仅分在同一单位，就读同校同专业，而且同届同班同坐一个教室聆听名师辅导，比翼齐飞双双领到了电大毕业证书，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如虎添翼。

　　星移斗转日月如梭，离开母校转眼间四十个年头了。作为江西省地质学校正式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培养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留校转岗的第一批教职员，亲历了母校艰苦创业阶段的全过程和更换校名的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每每忆及心潮难平。四十年来，从赣州到南昌、到南京，再回故乡上海，岗位和身份虽一再转换，但不管走到哪里身在何方，都始终铭记母校栽培恩师教诲，无比珍视特殊年代凝结的师生情谊，密切关注母校的点滴变化，时刻不忘曾是江西省（赣州）地质学校的一名学生、一名教工，曾为母校的建设发展尽过绵薄之力！

上海校友会，物探专业 1974级1班朱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