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忏悔书

　 看到不少干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接受钱财没有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企图的一些钱物也算不得什么……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我叫李纪周，原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这些年来由于放松思想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经得起考验，由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我对自己的严重罪行非常痛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真心实意地认罪服法。我愿接受法律的任何处理，这也是我罪有应得。我愿做一个反面教材，教育他人，警示后人。

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放松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当了公安部的领导后，我在工作上还是埋头苦干的，整天忙于具体业务，很少抽时间认真读书学习。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越来越缺乏警惕，以致麻木不仁，慢慢地自己思想上防腐拒变的防线开始崩溃。看到不少干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接受钱财没有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企图的一些钱物也算不得什么，受这个“一念之差”左右出现的偏差，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二是过多地与商人老板搅在一起。作为党的一名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整天和商人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他们总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向你进攻，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他们的泥坑之中。像赖昌星这些商人，看中的是我这个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和权力，想方设法地巴结我，给我送钱送物，就是想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以后好为他们办事。

三是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我就一个女儿，一直对她过于溺爱，从小娇生惯养。她要去美国，我虽然不太同意，但是她和我夫人坚持，我也就妥协了。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明知不对，接受了赖昌星给的５０万美元的贿赂。对我的妻子也是要求不严，对她在外边到处拉关系、搞应酬，我知道了，只是说两句，态度不坚决；对人家通过她送来的钱物，我也曾让她退回，但是不坚决不果断。

四是为情所动，因情害己。我在１９９０年下放广州公安局带职锻炼期间，与广州市公安局女干警李××接触很多，由于我思想不坚定堕入情网。后来又因为她而乱用职权，干预下面办案，最后造成梁耀华的“新英豪公司”走私得逞，而我犯下了严重的渎职之罪。

我也曾有过一个很好的过去。我出身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父亲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母亲也是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是国家培养我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入党、提干，转业到公安部没有几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副局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我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地位，完全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后来我变了，变质了，走上了犯罪道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我痛恨我自己。我的父亲在公安部是个艰苦奋斗的模范、受人尊敬的老红军，而我却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一个罪人，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真是对不起为了中国今天而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我的父亲。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忏悔录

我深知我的罪行已经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危害。这不仅仅体现在影响沈阳地区的发展和投资环境上，更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坑害了一批干部，让他们跟着我犯了错误，所有这些光靠把受贿的钱、物返回来是根本无法弥补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沈阳市……我深知，除了坦白交代之外，我已没有机会挽回损失。因此，我愿用亲身经历和深刻教训做反面教材，警示后人。

回顾反思，我正是在以下几方面脱离了正确轨道，从而跌入罪恶深渊。

一是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拥有权力既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也可腐化堕落、遗臭万年。我忘记了曾在就任沈阳市市长的人代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我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百姓办好事，另一方面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结果，沈阳市的经济工作没抓上去，却出了我这个腐败分子。因此，不听党的话，不讲原则，放弃思想改造，正是我走向犯罪的根本性政治原因，也是我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是私心膨胀，贪欲不止。共产党员世界观改造最核心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仍然是党性与私心贪欲的斗争。刚做领导干部时，我行为比较谨慎，但随着职务的不断上升，追求生活享受、追求“生活现代化”、追求“生活高质量”等错误思想也在我心中急剧发展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通过各种借口，提供服务，满足要求，向我送钱送物。这种诱惑是对新时期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严峻的考验，它绝不亚于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进城后要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我从最初接受他人礼物觉得理亏、心虚，到一次收受10万美元觉得心安理得；从一个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穷工人，到现在受贿千万元的腐败分子。

回顾反思这些蜕变时，我确实有些后怕甚至心惊肉跳！但我当时已经丢掉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蜕变为违法的罪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私心和贪欲，我不惜昧着良心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丑行，不惜为此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品质，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冒险赌博。事实再一次在我身上证明，私心和贪欲是万恶之源。

三是特殊党员自居，脱离组织监督。我本人经常以“特殊党员”自居，脱离组织生活和组织监督，即使有也只是走形式。这是我离经叛道、蜕化变质的重要组成原因。这些年来，沈阳市的组织生活不正常，组织监督苍白无力，并且从目前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来看以至于“三讲”工作走过场，都与我本人不能以身作则，不能很好地发挥党组织监督作用有很大关系。

关于本人问题，在沈阳市“三讲”期间，辽宁省委领导曾找我谈过，要求我讲清家属参与经济活动和孩子办企业问题。中纪委领导在沈阳找我谈话时也提醒过我，如果我能够认真对待这些重要谈话，真诚接受组织监督，彻底改正错误，我相信自己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贿赂100余万元

这些事实说明，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这个苦果葬送了我的政治生命。因此，我希望更多的地方党组织一定要发挥组织生活、组织监督的真正作用。

四是“人情往来”掩盖着权钱交易。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这次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大多数送钱送物者都和我利用职权给他们单位或个人办事相关，即在进行权钱交易… …

通过反思，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大约在1亿元以上。

这种“人情往来”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因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这是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人际关系复杂。有人要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因此我也轻易不能不收；三是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逢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望领导，送些礼，给点钱，无可非议，其次是两相情愿，改善关系，加强了解，皆大欢喜；最后大家用的都是公款，在沈阳每次“看望”领导送钱的标准约在1万元左右，如果从个人收入中支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从这次揭露出的事实看也是如此。这是我长期以来陷入错误道路不能自拔的重要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

总之，我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我的反思还仅仅是初步的。但我真诚希望全党同志能从我的反思中吸取教训，把摆在我们面前的腐败问题解决好，不犯错误，不走弯路，为党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

　 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忏悔书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慕马案主犯之一的马向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南京受审前，马向东写下悔过书，以自己堕落的历程告诫人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将其悔罪书摘编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由一名受到党组织长期培训教育的领导干部，蜕变为一名腐败分子，即将走上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这是我过去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我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败坏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严重损害了沈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面对自己的严重罪行，我感到羞愧万分，痛悔莫及！

我出生在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母早逝，家境贫寒。1970年我中学毕业，分配到市医药公司药材仓库做搬运工。凭着对党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扎实的工作，70年代入了党提了干；80年代经过几次函授学习，最终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80年代初，我先后在沈阳两家大型商业企业担任主要领导，当时我有良好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连亲朋托我走后门买快货都被我一律拒绝，1983年至1985年担任团市委书记时，更是一心扑在事业上。

1985年担任市商业局长后，事业发展一帆风顺。从1986年开始，有些下属干部到我家汇报工作，联络感情，尤其是春节期间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开始我也曾坚决谢绝，但后来感到情面难却，不收怕伤了对方感情，就收下几份。岂不知这个防线一松，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年节时给我送钱的人数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逐步增加。1991年5月开始，我先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职务，除了商业部门一些老部下逢年过节继续给我送钱外，城建、交通部门和县区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我对他们个人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以拜年名义给我送钱。我虽然也拒收过一些，但由于贪心作怪，对那些自己感觉“靠得住”的，请托的事情不出“大格”的，也就收下了。开始收别人钱时，我也曾忐忑不安，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如何把钱退还，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胆子就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

1997年至1999年7月案发前，是我在犯罪路上滑得最远、陷得最深的时期。我不仅收下级干部的钱，也收了一些私企老板、外商的钱，一次受贿的金额有时高达十几万、几十万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主观上看，当时我分管的第三产业、城市建设、交通等方面工作业绩比较突出，我有些飘飘然，忘乎所以。1997年末担任常务副市长后，手中权力更大了，围前围后讨好我的人更多了，我的私欲也更加膨胀。从客观上看，1997年1月，慕绥新到沈阳当市长，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和明目张胆以权谋利的恶劣行径，直接诱发助长了我的贪欲和犯罪胆量。

我由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步一步地走上领导岗位，又一步步跌入犯罪的深渊，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俘虏。在领导岗位上，我曾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成绩面前，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市级领导后，国家给的生活待遇不低，自己并不缺钱花，本应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可是，由于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认为自己是商业经营管理的专家，智商和经营管理能力比社会上那些民营企业老板强得多，就是和国外一些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是不平衡的，也想将来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几年来我大肆受贿、聚敛钱财，就是为自己将来从“官场”转到“商场”铺后路。

在对外开放和引资洽谈过程中，放松了自我约束和管理，滑向了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歧途。1997年至1998年，我直接组织，从境外引进8亿元，建设了沈阳大二环工程，改造了市区主要广场、街路，使城市形象出现很大改观。在出境进行引资洽谈过程中，工作非常劳累，我就产生了想放松一下的想法，开始由接待方和下属干部拉我到赌场开开眼界，我被赌场气氛和赢钱的甜头所吸引。1998年以来，到香港洽谈项目时，大多都借机去澳门参与赌博，在马来西亚、韩国等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中，我也悄悄跑到当地赌场碰运气。开始是用个人的钱去玩，1998年3月，下属干部从别人手中借来巨资参赌，我得知后，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也多次在赌场接受下属干部给的一些筹码去参赌。

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促使自己跌入罪恶的深渊。过去在领导岗位上，也学习过法律知识，但未联系自身的问题，从法律高度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和严重程度，从而主动中止犯罪，而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给自己送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属干部和朋友，不会出卖自己；自己虽然凭借职务和地位形成便利受贿，但是，对他人请托的事情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才帮忙办理，提拔使用的干部也是基本符合条件的，因此，我的问题不容易暴露。正是自己的贪心和侥幸心理，使我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在1999年7月2日被中纪委“双规”审查，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在东北关押7个月，我没有彻底向组织上交待自己的严重问题，而是千方百计解脱罪责，甚至出现串通案情，违反监规等严重问题，想逃避法律的制裁，结果适得其反。

　 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忏悔书

　 今后的日子，不仅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意境，而且身心痛不堪言，思想不胜重负……母亲的一个责备，妻子的一次嗔怪，女儿的一声娇唤，都是我心中的喜悦和牵系。而现在，我何时才能再重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

踱步囚室，铁窗外夜空西沉，茫茫不见光亮；四壁间孑身被困，悠悠可知生与死。忆昔抚今，面对将来的残酷，我曾痛苦地思索，冷静地分析，设身处地地为家人着想，将心比心替自己考虑，思绪难平。

我是成长于英雄辈出的五六十年代的一年，保尔那一段“人的一生不能虚度年华”的名言曾激励我从小就立下投身伟大事业的抱负。“人活着干什么”的讨论伴随我从少年走向成熟，烙进我的思想。过去，我学业有成，事业有绩，幸福地辛苦于每一天、每一岁，虽百般忙碌却乐在其中，也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惬意和温馨。我活得很充实、很满足。而现在，我犹如笼中鸟，望海阔天空，不仅有翅难飞，还要人家喂食。笼中鸟还有观赏价值，可我却一文不名。我现在活着，于国家于社会于家庭都没有了任何价值，充其量不过是一具生理的躯体，行尸走肉。呼天穹大地，呼青山绿水，谁能告诉我，我活着有什么用？我该怎么活？一个人，从物质到精神，活着不能奉献于社会和家庭，还要索取于社会和家庭，这是毫无自知之明的活，是把自己生命的存在寄托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活，是自私与可耻的活！……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对人生的思考往往感情多于哲理。公安工作那种破不完的案、永不平静的治安，与我的性格一拍即合，我在这个极具挑战性的事业中增长了才干，也显示出了自己的价值。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种极度兴奋的亢进之中，生活在一种令人欢愉的成就感之中，生活在永不停息的躁动之中。而现在，这种亢进与躁动永远消失了，今后的日子，不仅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意境，而且身心痛不堪言，思想不胜重负。日子不是平淡，而是苦涩，索然煎熬着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家风很好的温馨家庭中，二十几年来，虽呕心于工作未能照顾好母亲妻女，但家庭永远是我扬帆四海的一个温暖港湾。母亲的一个责备，妻子的一次嗔怪，女儿的一声娇唤，都是我心中的喜悦和牵系。而现在，我何时才能再重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

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忏悔书

　 作为祖国经济长城中的边关守将，我失城失地，让走私分子如入无人之境，影响如此之坏，只有杀了我以警示后人。这也是我剩下的惟一的一点价值……

对于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又使如此之多的海关工作人员身陷囹圄，这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一些平时表现都很好、也有一番作为，又从来没有接受别的企业和个人钱财，而接受赖昌星的钱财的，我觉得更对不起他们。如果我不是赖昌星的朋友，他们何至于有今天？而大家都严格守法、执法，又哪来如此大的案件？因此，对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点私情和私利而酿成如此巨大的苦果，实在是始料不及。

然而，事实已经造成，责任只有自己来承担。自己种的苦果，只能自己吃，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但对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给海关事业带来如此的不幸和灾难，给党和人民造成如此巨大的不良影响是不可挽回的。如果祈祷能够挽回损失，那我将做千万次的祈祷；如果忏悔能够换回一切的话，那我愿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忏悔。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造成多大的孽，就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来偿还，直至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下去，过着天天靠忏悔活着的日子，如同行尸走肉，苟且偷生。一条就是死。我宁可选择后者。古训云：“奖一激千，奖之；杀一儆百，杀之。”作为祖国经济长城中的边关守将，我失城失地，让走私分子如入无人之境，而且竟然是我的朋友，危害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坏，只有杀了我以警示后人。这也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一点价值。

领导干部的犯罪根源，我看都是大同小异。不外乎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贪图安逸、享受，被金钱、美女、权力所俘虏，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谁都知道这些，但许许多多人，包括我在内也还是无法抵御。所以我觉得自己罪不可恕，只有以死谢罪。以我的死再次警示海关的后人。使他们真正把好关，守好门，把海关建成党和人民依赖的真正的保卫祖国经济的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给专案组的信件摘录

我个人认为，当前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不仅在党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不断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整治，无疑会成为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极大危险和严重障碍。这种败坏风气的严重状况，不谈不等于没有，正视现实也绝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为了彻底地改变它，由此就更能说明我们党的英明、伟大。

目前这种状况，只运用常规性方法治理已不易切实见效，我认为除了有效地治理腐败环境等措施外，还应采取一些“非常之举”，积极稳妥地触及官场上一些深层次矛盾，使各级官员均能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达到一定的实质效果。如若实施这一“非常之举”，既能把腐朽的思想从诸多官员的脑海里有效地清除，又可自然打破结党营私壁垒对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实施的负面影响，最终还出现腐败官员对党恩感激涕零、时刻不忘为党中央的治国安民大业甘效犬马之劳的局面。

据我所了解的社会有关情况，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严格按国家法纪条款来衡量，目前在我国逾越原则发生腐败问题的官员已绝不是少数，腐败现象已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只是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有所不同。但任何腐败现象都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加深的，可当前受到法律惩处的人数却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比例。同时，目前在众多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中，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腐败行为不对，却不愿或不能面对现实，存在侥幸心理，一方面在评价着受查处的腐败行为，同时自己依然发生着腐败现象。同为腐败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两者的效果之所以差之千里，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对他运用了法律手段，使其触动心灵，震撼思想。当前许多案件在查办到一定广度和深度时，往往因稳定因素而有所顾虑，使案件不能得以彻底查证，但殊不知回避矛盾的暂时稳定势必会导致矛盾日积月累的长远不稳定，因为众多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其心灵不会受到强烈震动，思想不会发生深度变化。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腐败行为是不会停止的，其程度只能逐步加深。使腐败问题必然呈恶性循环的状态，最终导致激化矛盾的结局。

对超越法律的腐败官员全部彻底地严肃惩治，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天经地义，但根据目前的办案线索、办案证据和办案手段是不可能全然查证的，即便是全能查证，真要严格按法律惩治的话，不仅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也势必影响目前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针对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我个人认为，若能采取一条既可使社会稳定不受影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又能对腐败等问题有效治理的措施，则意义会更加现实、深远。我认为在当前治理这些败坏风气的特定时期内，国家如果制定一条“宽严并举”的法律政策，这一效果有可能会得以充分体现。因为法律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运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优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只要这一效果能得以充分体现，法律的作用也就会真正得以发挥。我所说的“宽严并举”具体讲就是在一定的时限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像发动“三讲”一样的反腐败运动。严格按国家法纪规定的条款，运用科学的办案体制和办案机制，从严加大对腐败属实的查证面。对已查证问题的腐败官员，则根据其犯罪性质、悔罪态度、立功表现等，有宽、严不同的处理政策。对一小撮认罪态度不好，犯罪性质恶劣的要坚决从严、从重惩治，但对大部分确已真诚悔罪彻底交代问题的腐败官员可记录在案，给他们一次悔过自新、戴罪立功的宽容机会。如这一办案机制能得以运用，不仅可以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而且产生的社会作用和治理效果也就更为理想。首先，严格按国家法纪条款全面查处腐败是一项深得民心的正义事业，是任何腐败者没有任何理由敢非议的；其次，在办案中由于有这一政策的体现，非但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相反还会极大地增强党的凝聚力，强有力地促进整体事业的向前推进，办案质量、办案效率随之也会显著提高；三是众多被采取司法措施查处的腐败官员在特定的环境下，有这一次政策的感召，绝大多数不敢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会极早彻底地交代违法乱纪问题，其结果势必促使其深刻反思，痛悔万分。这些人在被组织宽容处理后，只有产生对党恩感激涕零，努力回报的心态；四是严格按法律程序及早从严查证腐败官员的违法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挽救干部，避免他们犯更大错误的有力措施。据我所知，目前在被查处的许多腐败官员中，过去在被人举报或受到案件牵连后，都在极力想办法躲避组织审查，但一旦受到查处，又都在后悔当初所为，如果能早一点得到组织审查，也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对此我就有着深刻体会，对我的立案侦查如若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但若发生在5年后，也一定会比今天的问题还严重。

运用法律手段对腐败官员进行立案侦查后，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对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有效清除他们的腐朽思想会产生奇效。首先他们在事实和正义面前必须承认违反法律的极端错误性，并由此会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深刻反思到逾越原则所付出的代价，痛悔因此而失去党和人民所给与的一切。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身份和法纪的必然联系，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样的客观环境下，都务必要始终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任何名利所诱惑而违反原则的行为，都必将出现遗憾终身的结局。这一痛苦的过程会使其思想纯洁升华，这是在正常状态下通过理论学习和思想工作难以达到的思想改造效果。就我个人而言，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前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青年领导干部，而今是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痛悔之情之深，我有深刻的感悟。

人在大起大落后，会大彻大悟，在冷酷的现实中，也定能永远牢记这极其沉重的教训，不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有这切身的感受，但当一切都明白之时却已晚，对人生而言这是可悲至极的。然而就在他们对未来绝望之时，如果有这一政策，能够得到组织的宽容处理，党和国家给与了他们悔过、改错的机会，那么无论什么人，在心灵深处除了有强烈的负罪感外，还会产生对党和国家至死不忘的感激之情。在这种思想感情的支配下，他们一定会用过去那沉痛的教训去警示、唤醒他人，用今后自己正义的言行去感召影响他人，对党的任何指示和安排都不可能讲任何条件地去愉快完成和接受，无论在多么艰难恶劣的环境下，也会时刻不忘党恩国恩，牢记教训，为党的事业去尽心竭力地努力工作，以取得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党恩，如果通过实施这一政策能达到这一效果的话，其产生的意义必将深远和重大，也是当前有效治理腐败问题中科学地把依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

概括起来，通过实施这一“非常之举”可能会取得如下社会效果：一、运动的开始阶段会引起局部的暂时不稳定，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定会转变为整体的长远稳定。二、眼前工作事业发展会受到暂时的影响，但随着腐败环境的有效治理，一定会得到整体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全面进步。三、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能够非常有效地改造腐败官员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清除其腐败意识，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能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一些民间疾苦，了解到社会上许多阴暗消极的真实情况，这也是在常规状态下通过调查研究等工作难以取得的实效。四、优化了社会环境，稳定了经济秩序，并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五、使多年来在个别地方和部门形成的结党营私壁垒自然打破。六、能十分有效地解决紧张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从根本上缓解一些容易引起激化的社会矛盾。七、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会得到空前的提高。众多腐败官员在这一政策的激励和制约下，绝大多数不敢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不敢因任何隐瞒而丧失这最后的机会，会尽己所能及早交代一切违法犯罪事实。如此办案质量既能使法律的客观公正性得以充分体现，又可对依然存在侥幸心理的腐败官员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八、可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使大量不法收入转变为国家有效积累。九、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变消极为积极，因为众多腐败官员因得到宽大处理会对党和国家产生内疚和感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沉痛的教训使他们在未来的事业生涯中，一定能秉正无私、廉洁奉公，这不仅达到了惩治腐败的目的，也是天下百姓渴望看到的局面，因为民众更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运用法律严惩腐败的目的，也是为了震慑腐败而减少腐败。十、在依法治国的保证下，使依德治国的效果得以充分发挥。官风势必影响民风，整个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风尚都必然会得到实质性地改观。如此就更能充分向世人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如若开展这一反腐败运动，运用何种办案体制和办案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它对此项运动能否取得成效会发挥出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务必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案，同时因势必要涉及到众多人事问题，故应结合人事体制改革和干部交流等工作同步进行，这也是此项工作取得成效的大好时机。因为当前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对党的事业来讲并不尽如人意，传统的习惯势力使改革又极为艰难，因而对众多给与宽容的官员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对其进行考察。在如此状态下，其官声、政绩通过考察应该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组织上在根据事业需要和其能力、品行进行统筹安排，受到宽容的腐败官员由于对党万分愧疚和强烈感激的心情，组织上无论对其做出何种安排都会无条件地愉快接受。这也是在正常状况下，难以达到的人事改革效果。

当今我国政局十分稳定，国内太平盛世，我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目前这种多年积累的腐败状况一定能得到有效治理，人们思想意识形态中一些长期扭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党和人民的罪人：李真